“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关键是要敏锐地发现商机的盈利点，找准“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例如，一说到东北就卖粮食，一说到内蒙就卖羊肉，一说到新疆就卖能源和棉花，一说到宁夏就卖枸杞，一说到广西就卖水果、橡胶和黄花梨……另一方面，要摆脱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惰性。例如新疆举办亚欧博览会，仅新疆企业是难以满足近50个亚欧国家商业需求的；广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企业也满足不了东盟十国的差异性需求；宁夏举办中阿博览会，22个阿拉伯国家到宁夏发现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不要过度抬高某些国家或某些项目。不要让人感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人”。有企业家对笔者讲，中国企业原来到中亚投资，拿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10亿美元，现在对方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而本国又属于中国必须争取的“节点国家”，因此开始坐地要价，最后导致我们的企业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竞标一个项目，而且项目本身自然而然会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我们往往是只赔不赚。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先把标志性项目做好，积极去除“一带一路”过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线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提要求、设门槛，沿线国家必然会自愿提供相关项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优质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出，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喊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攻城略地”，其场面颇为壮观。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都和“一带一路”挂钩，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与排斥。
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以高调看待，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分析这些重资产项目了，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做的，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具有军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总让人感到这些项目背后的动机“不一般”。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推销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卖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能够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国的三片文化、双H战略，即美国最赚钱的是“薯片、芯片、影片”以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忘记和冷落国内市场和需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一带一路”也要服务我国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效释放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常常有人问：“在新疆、西藏建高铁，是三股恐怖势力利用的多，还是我们利用的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命题，而且这种意识的杀伤力绝对不亚于恐怖分子。不能因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激励东部沿海的优质企业和负责任的跨国公司主动到西部去，既把项目和资金带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带到西部。
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没有思路就没有丝路”；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整合上述主体资源，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注重“一带一路”的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做得还远不够理想。例如，“一带一路”的英文译法较为混乱，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英文缩写。首先“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应和“战略”挂钩（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应强调“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么，问题来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缩写是“BARI”，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为它已经有特定的指代，即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缩写变为“BAR”，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吧”。看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虽然表述准确，但缩写困难。还有一种说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这同美国的“新丝路战略”很类似，而且极易让人类比成中国的中亚战略或霸权计划。笔者建议，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议”，智库或学者不妨就谈OBOR，避免所有的议题都同政府对标，导致很多事物被贴上政治标签，反而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关系舞台，很多全球议题被人们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称，而是其缩写，如WTO、FIFA等。今天，“一带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繁杂、要细致。
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从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把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讲清楚。“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要从“三个一”入手。具体来说：“一个前提”是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的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等。“一个条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有竞争优势。上述富余产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路径”是在沿线国家就地取材，并建立相关园区，一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中国富余产能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当然，产能合作的升级版是基于平等与需求层面的产业合作。毕竟同产能相关的词汇往往是“过剩”“富余”，这些词汇首先不准确，是相对的，同时也容易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错觉。
把“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首先，中国希望自身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尊重，不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仅仅看作是“会走路的钱包”。其次，要强调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信息化的负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暴力、自杀等极端事件依然是社会顽疾。故此，以“向善关怀”“正心修身”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许能够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文明互鉴解决相关国家的治理失败问题，解决深层次的国际冲突问题。再次，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人心亲近的项目，要让国际社会既“喜欢中国做什么”，也“喜欢中国是什么”。
总之，“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准关键点，才能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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