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不断深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国际大势的最基本认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局部战争就是局部动荡的最极端形态，其动因复杂，危害深重，需引起高度重视。

　　局部战争层出不穷的四大原因

　　局部战争为何如此高频度地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霸权主义一直是战争的最主要根源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核武器的作用以及国际秩序的进步，美苏两国争霸没有导致双方的直接热战，但是由于双方处于冷战对抗状态，直接促成了许多局部热战。朝鲜战争、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都有冷战的背景。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直接发动或参与了许多局部战争，比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除了争夺、维护世界霸权所导致的战争外，有些区域性大国谋求地区霸权，从而引发战争，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战争。

　　强权政治是引发战争的另一重要根源。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理念，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列强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也不断相互开战。二战结束后，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大势，有些列强逆流而动，试图用武力方式维持其殖民统治，从而引发战争，比如1945-1955年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二是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在当今世界，极端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对领土、资源的非理性争夺。比如领土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而有的国家只考虑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而无视它国的立场和利益，从而采取极端的方式来“收复”或“捍卫”领土，进而引发战争。1982年的英阿马岛之战就属此类。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中有两次就是直接因为争夺克什米尔而起。

　　在有些地区，民族矛盾通常还渗入了宗教因素，这使得本来就有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因宗教对立而愈加势不两立，例如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打了五次中东战争。目前，中东和平进程仍步履维艰，其中也掺杂着深厚的宗教因素。

　　有些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如果矛盾激化，就会滋生出不同形态的极端民族主义。比如前南斯拉夫，一方面有大塞尔维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少数民族又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两股势力争斗，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间混战多年。民族分离主义已经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一大恶势力。

　　三是抑制战争的国际机制缺失。与国内社会相比，国际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政府状态。在主权国家时代之前，各种王朝战争、部落战争、种族战争层出不穷；进入主权国家时代后，由于没有世界政府或能够约束主权国家行为的机制，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频繁不断。拿破仑战争后，在维也纳体系框架内形成了大国协调机制，这对抑制战争起了一定作用，欧洲享受了一段相对比较和平的时光。然而，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维也纳体系瓦解，大国协调机制也自行消亡，欧洲又进入“战争常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其自身的缺陷，它并未有效担负起抑制战争的功能，比一战规模大得多、烈度强得多、危害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结束仅21年后爆发。二战后，联合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机构。如果说联合国在防止世界大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在抑制局部战争上则有点力不从心。如何构建起更加有效的抑制战争的机制，尤其是抑制局部战争的国际或地区安全机制，是国际社会面对的重大课题。

　　四是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影响深重。受源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仍然固守权力政治思维和零和思维，从而深陷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窠臼。一些国家寻求绝对安全，但其行为却让别国感到不安全，从而导致“安全困境”。一旦遇到国家利益冲突，很容易走向战争。

　　冷战思维是美苏冷战对抗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双方将意识形态作为对外行为的重要动因，以意识形态划线组建阵营或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民主”国家视为敌人或战略竞争对手，对之进行遏制，从而引发战争。2008年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根源之一就是格在颜色革命之后投入“民主阵营”怀抱，进而同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俄罗斯走向对抗。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原因外，一些国家的内乱、内战为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提供了机会，从而演变成局部战争，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就是内部动乱导致西方国家武装干涉。

　　局部战争的三大危害

　　局部战争的危害虽然不能同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也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具体来讲，局部战争的主要危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造成交战双方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二战之后，世界虽未再次陷入覆盖全球区域的大战，但却经历了多次局部战争，其所造成的损失之重大仍值得深思。具体说来，有两点主要表现：

　　首先是造成巨额财产损失。这一方面体现在战争本身的成本在急剧增加。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历时只有42天，但是其所付出的战争成本却尤为巨大。从物资消耗指标来看，海湾战争分别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马岛战争提高了20倍、10倍、7.5倍、4.2倍和3.5倍。从军费消耗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共耗费670多亿美元，其中美军耗费611亿美元，平均日耗高达近15亿美元。这一数字创下此前历次战争史上平均日耗的最高纪录。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平均日耗仅为0.5亿美元，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平均日耗也只有2.3亿美元。另一方面，战争也造成间接的财产损失。比如，两伊战争使两国石油收入锐减和生产设施遭受破坏的损失超过5400亿美元。两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总额达9000亿美元。

　　其次是交战双方人员的伤亡仍然不可忽视。例如，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所卷入的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期间，越南有160万人死亡，1000多万人成为难民；美国有5.7万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两伊战争历时近8年，伊朗死伤60多万人，伊拉克死伤40多万人。两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超过300万。

　　二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局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不仅仅体现在即时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与战争成本方面，还表现在对交战各方，尤其是战败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与倒退方面。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影响更为深远，尤其是在冷战后的现代化高科技战争时期。现代局部战争持续的时间可能并不长，例如海湾战争历时42天、科索沃战争历时78天。但是，其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社会后果却极为持久。以科索沃战争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共出动飞机2万架次，投下了2.1万吨炸弹，发射了1300枚巡航导弹，造成南联盟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民用、工业设施和居民区的严重破坏，使南经济倒退10—15年。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和《日内瓦公约》禁用的集束炸弹导致新生儿白血病和各种畸形病。持续的轰炸还严重恶化了南联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显而易见，工业基础被破坏，人口规模锐减，环境污染严重等因素必然会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是给世界和平带来潜在威胁。世界和平存在“蝴蝶效应”，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状态也将会辐射到整个世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如一战的爆发，其起因就是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两国的冲突，但最终演变为一场人类浩劫。新世纪以来，世界和平面临的威胁更加多元化，其中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已成为一大主要安全威胁。然而，局部战争某种程度上却导致了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势力的扩散与蔓延。例如，美国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尽管从军事目的上来看，美国成功实现了两国的政权更迭，并且也在按照美国的方式对两国进行“国家重建”。但是，源于多种因素，迄今为止，阿富汗、伊拉克仍处于动荡之中，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稳定条件都不具备，并且还为极端势力、恐怖势力提供了温床与庇护所，使得两国成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联合国前秘书长、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在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便表示，恐怖主义是侵略的后果，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推动了“伊斯兰国”的建立。

　　抑制局部战争的四大对策

　　无论是从局部战争的危害，还是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维护和平、抑制战争符合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主流意愿。在此进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捍卫与促进和平、发展与繁荣。

　　一是要发挥大国在抑制局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的权力框架呈现出多维的等级结构。大国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枢纽性、塑造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根本而言，国际与地区和平能否得到有效保障与维持，最终取决于大国间能否相向而行。为此，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国需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权力政治思维与绝对安全的旧观念，树立起合作共赢的时代观与共同安全的安全观。从历史上看，局部战争的爆发大都有着大国角力的背影，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这一特点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例如，叙利亚战争中就体现了世界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博弈。乌克兰危机中更是突出体现了这一点。显而易见，去除引发局部战争的大国因素是制约局部战争发生的重要前提。二是大国需要在调解与斡旋局部战争中发挥正向作用。冷战后，多数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区域内或国家内部，如不同教派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引发的局部战争。例如，当前的也门局势，其原发力量即在于也门国内不同政治派别间相互争夺权力，并引发区域内国家的相继介入，从而导致了局部战争的爆发。对此，大国应该发挥积极的劝和促谈功能，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政治途径寻求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当然，在此过程中，大国需要做到价值中立、不偏不倚，这实际上也是对大国承担国际与地区责任之意愿的一种考验。

　　二是要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新的历史时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实质未曾改变，仍然是将大国意志与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威胁他国安全与剥夺他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但是，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已经发生了众多转变。当前，国际社会尤其要警惕以所谓“民主”、“自由”等为借口而支持推动的“颜色革命”，以及打着“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新干涉主义”。从表象上来看，“新干涉主义”颇具欺骗性。与以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军事颠覆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新干涉主义”披着合法的外衣，为其干涉行动“正名”。近年来所发生的多次局部战争都有着大国“新干涉主义”的因素在作祟，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在军事打击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借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设立禁飞区之名，打着“维护人道主义”和“保护平民”的旗号，通过武力干涉颠覆了卡扎菲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新干涉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局部战争的最主要根源。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警惕某些大国美妙言辞背后的战争风险。

　　三是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机制。历史证明，有效的安全机制是保障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制度基础。以国际联盟与联合国为例，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国际联盟，或是联合国都可谓是集体安全机制的一种实践。但是，国际联盟的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是一个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安全机制。联合国在总结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机构设置、制度安排、执行效力等方面更加合理，从而为维持战后的总体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所强调的主权平等性、非排他性、包容性特征也应成为地区性安全机制的基本特点，这也是确保地区性安全机制发挥抑制局部战争功能的必要条件。

　　四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缓解并最终改变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不平衡现象不是减轻了，而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现象首先并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方面。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全球性问题的“重灾区”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从而令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难上加难，继而又加剧了全球不平衡发展。事实上，局部战争的易发区域，或者是经济落后地区，或者是教派冲突地区，抑或是资源冲突地区。如何消除不平等、不均衡现象，如何实现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从根源上消除局部战争所必需面对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抑制局部战争既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又需要国际社会拥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