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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
引 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 对衰退,围绕着中美之间能否不再上演大国政治悲剧,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 之间必有一战的 “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 题。中美之间的困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构建大国关系的问题。
按国家实力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特征划分,大国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大 国与超级大国之间以及普通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目前俄罗斯、日本、印度同 美国之间的关系,中俄日印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 比如目前的中美关系。据此,新型大国关系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型大国 关系涵盖了所有大国关系;而狭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则专指第二类大国关系。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缘起于中美关系,目前学界也主要是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而展开研究。当然,两类大国关系又有相通之处,针对构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 狭义新型大国关系的原理都适用于广义新型大国关系。本文也是以狭义新型大国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最后落脚点则是广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以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要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是 “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 这表明,新一 届中国领导人要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破解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出路。 之后,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已有的 研究成果中,有些涉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如杨洁勉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 理论构建问题,王义桅提出将 “和合共生”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石。除此之外,和合主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相互依赖等理论对新型大国关 系的建构均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上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合共生、和合主义均强调了和平与合 作。但是,两者均未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和平只是时代主题 之一,通过合作谋和平也只是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的内容之一。当今世界的另一主题是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多地是围绕着发展问题产生的,而和合主义并未涵盖发展 问题。另外,这两个理论都强调 “和”与 “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这反而会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由国内向国外传播的过程中遇到阻力。
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等理论则因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内 涵和适用范围,容易引起歧见和纷争。在中国语境中,国际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密切相关,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时奉行的原则,通常 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对而言。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试图对国际主义进行改造,提 出 “新国际主义”概念,用以指导和平与发展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4 然 而,新国际主义仍然显示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在美国语境中,国际主义通常与孤立主 义相对而言,旨在强调美国在国家强大后要走向世界,参与列强之间的竞争。在某种 意义上,国际主义就是扩张主义的同义语。至于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虽然强调人类 共同利益,但在西方语境中,与全球化进程和 “普世价值”的推广有着密切关系,带 有强烈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理念蕴含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内容,但又与西方的概念有着明显区别。
相互依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动机。 但是,该理论作为西 方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只是强调了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越 来越相互依赖的一面,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矛盾、冲突缺乏观照。而如何处理 好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防止冲突,恰恰是新型大国关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历 史经验教训来看,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总是能够抑制利益分歧,而当因利益分 歧激化而出现国家全面对抗时,共同利益也就烟消云散。
总的来看,已有的用以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仔细分 析会发现,现有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合作的认识。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 “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以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模式,转为以合 作为主。习近平所强调的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包括新 型大国关系。 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即是超越传统模式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大国 关系。实际上,合作共赢与战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中使用 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 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十七大报告将 “促合作”与 “求和平”、“谋发展”并 列,视之为 “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明确要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合作共赢”理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 利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强调合作。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更是提出通过合作共赢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传统的大国关系通常都围绕着霸权的争夺和维持而展开,竞争、冲突、对抗是 主旋律;大国之间虽有合作,但合作形式主要表现为结盟。从本质上讲,结盟关 系是排他性合作,隐含着对抗思维。盟友之间虽然密切合作,但却以更大范围的对 抗为前提,因为结盟通常意味着盟友们有共同的对手,结盟是为了更有利于与共同 对手对抗。正如学者所言:“结盟对抗是过去西方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是 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概念。”8 “结盟———集团对抗———战争 (包括冷战)———重新结盟”体现的恰恰是结盟式合作的局限性。而且,结盟关系中多是一 方为主,其他为辅,难有平等关系,也缺乏真正的相互尊重。而新型大国关系则剔 除了结盟关系的弊端,更加突出了合作的作用。然而,已有的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 理论,虽然认识到了 “合作”的重要地位,但是却没有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认清合作 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理论作用。
根据目前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阐述,“不冲突、不对抗”处于首要位 置。这点明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的重点、难点所在。这也意味着, 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虽然包括但主要不体现在获取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的 合作共赢,而是实现 “不冲突、不对抗”上的合作共赢。基于此,本文拟提出将合 作主义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石。
合作主义的理论基础
合作主义 (Corporatism,又译为法团主义)源于西方,是解决国家与社会及不 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属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受到 广泛重视。作为一种理论,合作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宗旨是为实现 国家同工会及生产协作组织的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到了20世纪80年代,合作主义 成为西方学者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国 内政治中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达到的目的即理论宗旨; 二是合作的方式。就理论宗旨来说,合作主义是要实现国内各阶级的合作,弱化阶 级斗争,以实现社会和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合作方式来说,合作主义 主张通过政府主导实现自上而下的合作,“是一个纵向的合作结构”,“在合作主义模 式中,国家居于权威的位置”。
本文的合作主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处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理论, 是协调大国利益、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一种理论。实际上,冲突与合作是处理大 国之间关系的两种主要方式,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通常是冲突超越合 作,因而导致全面对抗乃至战争,因此,探讨合作之道,为大国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 对合作都有一些探索,但也存在缺陷,国内学界对之有较充分的批评。现实主义强调 “权力合作论”、自由主义强调 “制度合作论”、建构主义强调 “文化合作论”、英 国学派强调 “社会合作论”。在这些理论中,合作只是该理论核心要素 (权力、制 度、文化、社会)的派生物,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有限手段。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方面也做出了有益尝试。最 有代表性的是宋秀琚。他在批判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能力、国家意 愿和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理论框架,对现 实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上述研究着眼的仍是一般性国际合作,而不是构建新型大 国关系。本文试图在中外已有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针对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的理论,并将国内政治中的 “合作主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 “合作”加上 “主义”,旨在强调其理念色彩,突出其为人们尊奉、信守的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 是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做解释工具的理论。而在这个意 义上的合作主义探讨的是当今时代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 “为什么必须合作”以及 “如何确保实现可持续合作”的问题,并将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核心要素。
所谓理念培育,就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互动中培育合作意识,将合作作为 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倡导合作、尊崇合作的文化,进而使合作成为理念和价值观。
理念培育也需要条件。首先,理念培育的重要基础是合作双方对本国国家利益 的认知,即合作的动机。一旦一国的决策者认定合作符合本国利益,就会产生合 作动机。不过,只有合作动机还不能必然出现合作。合作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主要 是国际环境及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对矛盾环境的认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 的制约,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知时常会出现偏差。一般情况下,选择 合作还是冲突,其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则大 不相同。如何避免因决策者认知偏差而导致合作的缺失或已有合作的退化甚至终止, 便成为关乎大国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理念培育,一方面大国可以在合作原则的指 导下更加精准地审视、判断国家利益,进而强化、固化合作动机,另一方面积极主 动地管控分歧,防止利益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
利益通常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所谓显性利益,就是容易被感知并进行衡量的利 益。与之对应,所谓隐性利益就是不易被感知的利益。一般国家之间冲突的解决途径 较多,除了合作,还有其他途径,比如第三方斡旋或大国干预,即使冲突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得到控制。而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则不 同,外部干预的作用十分有限。隐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的地位差异是新型大国关系合 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重大区别。合作主义为大国在隐性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提 供了理论指导。当然,合作主义对一般国家间合作也有指导意义,如果一般国家也都 培育起了合作理念,通过合作管控分歧、防止冲突,无疑会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此外,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也是合作主义理念培育的应有之义。“人类只有一 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面临着诸如核毁灭、气候变化等威胁。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继续用权力政治 思维和冷战思维来指导对外战略和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在应对人类 共同威胁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大国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实际上,人类共同利益 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世界,大国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 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人类共同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实现全人类的 共赢,这是大国进行合作理念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合作主义视野下新型大国 关系合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之间的重要区别。
理念培育能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确保不冲突、不对抗提供精神支柱和思想力 量。但是理念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互动机制作为保障。合作主义的互动机制能够 担负增进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功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军事 领域的合作机制、元首互访、元首热线、军事热线等,就属于这种性质的互动机制。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之所以重要并成为合作主义核心要素之 一,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缺失是常态,而形成战略互信又十分困难。大国 之间在显性共同利益上比较容易进行合作。但是在隐性共同利益即防止冲突上进行合 作则大不相同,各方因不同程度地受 “囚徒困境”思维的影响,难以形成战略互信。 因此,拟合作双方的互动非常重要。当初如果没有乒乓外交等互动,中美关系就很难 实现解冻,尽管双方都有缓和关系的动机。然而,个案性的互动存在着很大不确定 性,受偶然因素的制约,面临随时中止的风险。而互动机制就为双方进行可持续的互 动提供了保障。大国通过互动机制进行规律性的、常态化的互动,及时交流信息、情报, 乃至政策调整、战略变化情况,可以避免战略误判,进而有效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是合作主义的两大核心要素,其中理念培育更为根本。以 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例,1955—1970年进行了136次,但是形同 “聋子的对话”,对 推动中美缓和的作用相当有限。 但是,没有互动机制的保障,理念培育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理念培育与机制建构是相辅相成的,理念为机制建构提供了思想指 导,而机制则为理念培育创造了条件。
合作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因此也是有局限的。就哲学基础来 说,只有在非对抗性矛盾占主导地位时,合作主义才有用武之地。在对抗性矛盾占 主导地位时,国家之间的合作通常都是短期的、出于局部利益的一般性合作,比如 冷战时期美苏在限制核扩散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主义只是国际政治中 的一种中观理论,只能解释、指导部分实践,即处理国家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就理 论要素来说,合作主义受制于合作双方对合作理念的认同度以及互动机制成熟度。 因此,合作主义只能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应遵循的理论之一,尤其是在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当下,国家在运用合作主义时还需要从现实出发,根据国 家间互动的情势来制定对外政策。
合作主义的实践基础
合作主义在当今世界已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这个实践基础除了国家内部影响 决策的因素外,主要是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
矛盾环境是决定解决矛盾方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矛盾性质起着塑造 作用。从国际政治现实看,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会促进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反 之亦然。当今的国际环境主要由时代特征、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形势 以及国际合作现状构成,这五个方面按顺序由宏观到相对微观,相辅相成、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其中,时代特征是核心,起着统领作用,其他方面在时代特征 作用下都展现出新的面貌。国际环境的发展态势有利于合作主义的理念培育和机 制建构。
第一是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处于三个时代:全球化时代、核时代、和平与发 展时代。全球化促使世界各国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而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间相 互依赖关系的深化;核威胁促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要努力维护和平,避免人类以 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因核战争而毁灭;全球化与核威胁促进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 题的形成。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国家间存在着的矛盾,更大量的是非对抗性的,需 要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
第二是国际秩序。现行国际秩序有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还是 有益于国际合作的。在这个秩序下开展的各种国际合作,基本上能够使合作各方实 现互利共赢,尽管在一些具体事务中,合作各方的获利仍存在不均衡性,西方大国 往往获利较多,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随着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国际合作也会 趋向于更均衡的互利共赢。
第三是大国关系 (广义的大国关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除了同盟关系,非盟友关系的大国 实际上处于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亦即 “准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准新型 大国关系的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而且逐渐超越 利益矛盾;二是在时代主题、国际秩序等因素的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固有矛盾趋于 弱化。当今世界,很难找出像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那样能够影响全球局势的世界主要 矛盾,世界各国都是根据不同的议题来进行组合,或合作,或对抗。美欧与俄罗斯 在乌克兰问题上尖锐对抗,引发 “新冷战”的质疑,然而,在防止核扩散、打击恐 怖主义等事务中双方仍在进行合作。
第四是国际安全形势。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导致国际安全形势也十分复杂。传 统安全仍然是各国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其在整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在下降,更大量 存在的现实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应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传 染病、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需要国际社会大力合作。即使是传统安 全,许多国家也已经认识到,通过合作达到共同安全才是最佳途径。
第五是国际合作现状。当今世界,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国际合作。实际上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的非排他性的国际合作不断发展。作为最具普遍性和代 表性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推进全球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二十国集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了国际经 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平台。除了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外,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国 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有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世界卫生组织等面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还有由部分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和机 制,如八国集团、金砖国家、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除了全球性的国际组 织和机制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在推动相关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 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合作的现状表明,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合作主义并为合作主义进一步发展完善创造了条件。总体上看, 如果用矛盾来描述当今国际政治的话,那么主要矛盾仅限于议题、问题上的冲突, 在国家间关系中,主要矛盾并不突出。如果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角度来观察, 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像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那样影响全局、危及世界和平的矛盾;南北 矛盾也未体现在哪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 “9·11”后的十年 间,矛盾相对突出。但是,这个 “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恐怖主义势力之间 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而 那些试图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政治势力,同大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近年来,世 界上出现了一些失序现象,比如 “伊斯兰国”的肆虐,但这恰恰为大国加强合作提 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国际大趋势塑造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促进着合作理念的培育、互动机制的构建。 就理念培育来说,要形成合作主义的理念,首先要有对国家利益的精准判断和理性认知。当今世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以往相比有巨大差异。越来越多的 国家已经认识到合作的价值。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作用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发 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并且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即使是拥有超强硬实力的世 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将合作作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同大 国的合作。“我们将继续同既有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合作,以推进我们共享的安 全并保卫我们共同的人类,尽管我们之间在经济等领域存在竞争。”
就机制建构来说,一般的国际合作机制无疑为构建大国互动机制提供了可资借 鉴的经验。国际合作机制是在相互学习、借鉴中不断进化的,或推陈出新,或改造 完善。大国互动机制会随着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不断进化,并反过 来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平台,促进大国合作。以中美关系为例。2006—2008年中美之间开展了战略经济对话,主要商讨重大的、战略性的经济问题。与此 同时,两国外交部门还有一个战略对话,主要商讨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两个对话机 制对促进两国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从2009年开始,两国将两个对话机制加以整合, 在 “战略与经济对话”名称下同时进行,并提高了外交部门参与对话人员的层级。 这种机制建构,就是适应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即是第四 轮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 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更是以 “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
总之,国际环境的现状及发展态势有利于合作理念的培育和大国互动机制的建 构,为合作主义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合作主义理论的构建和传播反过来又 会促进国际环境的进化。
合作主义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中美自建交后就形成了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特征在冷战结束后更为 明显。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 “不对抗、不冲突”,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 虽然近年来伴随着美国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两国竞争的一面上升,但合作 的一面并未减弱,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现实依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并践行各种 “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国、平等合作,这种 “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元 素,实际上就是准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也一度就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 设性合作关系”等定位达成共识。从2010年开始,两国领导人提出并持续探讨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问题。2010年5月2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二轮中美战 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中美两国应 “努力推动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 美关系”。1 2011年5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提出推动建 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 “努力把两国关系塑造成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11月,继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主题之后,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 “推动建 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执政党的大政方 针。 由此可见,新型大国关系是要在已有的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而不 是横空出世,破旧立新。
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后,虽然两国高层有互动,在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中也将这个理念作为主题,但仍有质疑之声,认为这只是一个口号,其理念 存在争议。 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美方显得沉寂一些,双方明显存在温度差。 对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这种新 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依旧是模糊的,并且如果可以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 它与目前的中美关系有什么不同,以及它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 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也是不清晰的。”保守派战略专家更是否认中美关系有向好的 前景。美国国防部顾问白邦端在其新著 《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 大国的秘密战略》中批判了美国战略界所有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观点,并系统论述 了中美对抗何以不可避免。实际上,尽管当今的国际环境为合作主义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然而,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中美两国,毕竟还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 对中美关系塑造的前景如何,仍然有不确定性。依据合作主义理论,中美之间新型 大国关系的构建至少已经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
第一,两国均具有合作的动机,这为理念培育奠定了基础。这种动机首先来自 两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 同守成大国的合作。中国要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国家战略,必须集中精力发展自 己,为此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坚持对外开放,同时维护安全。要实现这些目标, 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主要途径。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看成是时代潮流,通 过合作谋发展,通过合作保和平。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中国也是强调加强国际合作, 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中国提出了许多与合作主义 一致的理念,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发展伙伴 关系。这些理念也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美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也在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大国的合作。美国 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或者在霸权之后维持在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合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途 径之一。尽管拥有超强的实力,但美国战略研究界,无论是建构主义、自由主义, 还是现实主义都将合作看成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手段。落实到对华战略上,从 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布什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 性合作关系,又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 “两国集团”,都体现了美国要 同中国合作的意愿。
除了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外,中美两国的合作动机,还来自于双方都认可对方的 合作能力。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和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中 国来说,这样的 国家如果是合作伙伴,所带来的收益肯定是不可低估的。如果美国同中国对抗,那 肯定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进而制约国家战略的实施。对 美国来说,随着中国崛起,国家实力和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这样,美国才更加重 视对华关系,并有意愿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第二,中美之间现有的互动机制既为中美合作提供了舞台,又为进一步建构互 动机制打下了基础。仅以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例,通过对话,两国不仅增 进了对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共同利益和矛盾利益的相互了解,而且还促进 了对战略走向的相互认知,这对防止双边关系走向全面冲突意义重大。当然,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如何贯彻落实每次对话达成的成果,而这正是 机制建构的努力方向所在。
不过,新型大国关系毕竟是个 “创举”,只是有了上述条件还不够。要以合作主 义为出发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点是解决以下问题。
1. 合作理念的培育 中美之间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对中国来说,合作已经成为一面旗帜,因此也就具有了理念、价值观的含义。但是对美国来说,合作还只是一种可选择的手段。 所以,两国还需要不断培育合作理念。一方面,两国决策层和影响决策的战略思想 界要通过交流和研究不断加深对当今时代主题、两国关系的性质及共同利益的认识, 从而明确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进而将合作确立为处理两国关系的理念和原则。 另一方面,两国需要不断破除、摈弃阻碍合作理念培育的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 不断创新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思维。
2. 互动机制的建构 合作主义强调合作双方的互动。两个国家只有通过互动,双方的良好合作动机才能被相互认知,从而做出进行合作的决策。在合作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互动, 以便双方对合作的效益都有较为客观的了解。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后,虽然两国高层有互动,如两国元首多次重申这 个理念,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也将这个理念作为主题,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的互 动。一方面,两国官方应当继续利用各种场合申明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上达成的共 识,强化战略意识。这种战略意识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是两国的对外战略, 而不是仅适用于短期的战术概念,更不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外交辞令。正如亨利·基 辛格所言:“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新型大国关系 “是避免重复以往 悲剧的唯一道路”。 另一方面,两国学界应当加强交流和研究,使双方在新型大国 关系上形成共同的或双方都较易理解、接受的话语体系。
中美之间已有的互动机制对稳定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还需要根据新 形势不断加强。对中国来说,加强互动机制构建,一方面是巩固、完善已有的机制。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应当注重将每次对话的成果不断落实,为此应 当加强各领域常设工作组建设,以促进相关对话成果的落实。另一方面是探索创设 新的机制,尤其是有利于影响美国决策层、媒体及青年一代的机制,可参考美国的 “国际访问者计划”等机制,定期邀请美国议员、青年精英到中国考察。
3. 战略互信的提升 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指标。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一方面要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使分歧激化,避免干扰双方的合作,破坏总体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增强战略互信。然而,随着双边关系演变成崛起大国 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战略不信任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和最大的问题”。1 对此, 中国领导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 “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 地位”。 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曾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举措,其中第一条即是 “增 进 中 美 相 互 理 解 和 战 略 信 任 ”。
增进战略互信的主要途径就是合作。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从一个经济总量排 在世界前五位之后的普通大国,先后超越法英德日而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在这个 过程中,中国没有向外扩张,也没有同其他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担心,崛起的 中国会与美国争夺世界和地区霸权。要打消美国的疑虑,只能靠双方合作。这种合作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战略研究界和军事部门的合作、交流,促使美国了解中国的 战略走向和对美战略;二是通过各层面的交流,让美国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需 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和平相处。
4. 相互尊重的增强 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对比中俄两个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应当是促进相互尊重。 中俄在地缘战略、经济、安全、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俄两国都吸取了过去中苏关系的教训。中苏之间曾存在广泛的 共同利益,但是双边关系从结盟走向对抗,最终是两败俱伤。因此,既不对抗又不 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了中俄关系的最佳选择。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的最 大特点和优势是两国能够做到 “相互尊重”。这是中俄关系能够平稳发展,一直没有 大起大落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中美关系所欠缺的。有了 “相互尊重”,两国 之间就容易形成战略互信,进而大大减少了战略摩擦,也降低了走向冲突、对抗的 风险。可以说,中俄走向冲突、对抗的可能性比中美小得多。中俄之间以相互尊重 为基础的大国关系,可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借鉴。
中美之间特别需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给予更多尊重,既包括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选择,也包括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诉求。而这种尊重也需要在合作中实现。当然,要摆脱霸权思维、权力政治思 维和冷战思维的影响,绝非易事。正因为如此,加强相互尊重就成了建设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主要难点,自然也是主要着力点。
余 论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也对大国关系 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进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理论指导。现有的 中外国际合作理论虽然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但都有局限性, 难以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论证合作主义作为构建新型大国 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及实践基础。
当今世界虽然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大国合作的因素,但是有利于合作的因素是主 流而且还趋于强化。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合作已经与和平、发展并列,成为时 代主题。世界多数国家也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合作来维护国家利益。
合作主义是为了适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而提出的,但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个环节,远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全 部。从总体外交战略出发,中国还需要推动构建同其他大国的新型关系,“构建健康 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1 这是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相适应的,有利于实现中国 与各大国的合作共赢。中国需要根据与不同大国的双边关系特征,有不同的侧重点。 如中俄关系,应继续深化经济合作;而中国与欧洲大国及欧盟之间则应加强相互尊 重,同时不断挖掘全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合作潜力。印度具备成为世界性大 国的潜质,实际上美国早已将印度作为大国来对待。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印时提出 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中国已将中印关系纳入大国外交。2 至于中国与日本, 则应着力于通过合作来管控分歧,同时推进双边经济合作,促进东亚地区的繁荣,维 护东亚地区的稳定。总之,基于合作主义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虽然不同大国之间的 侧重点不同,但是基本精神和取向是一致的,即突破传统即旧式大国关系的局限,将 合作确立为各大国共同崇奉的价值观和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不断构建能 够确保合作顺利推进的互动机制;各大国通过合作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互利共赢,进而惠及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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